长安，长沙；一北，一南。这两个地方，从物候上比，一干裂秋风，一润含春雨；从历史上看，很长一段时间，一为中心，一为藩屏；从文化上讲，一方更尚质实，一方亦求浪漫。他们在习惯、风俗上存在着差异，以至于贾谊、刘发等人，从长安来到长沙时，一开始都带着惊诧，就像司马迁“”，才知华夏之大；当汉廷渔阳公主嫁入长沙，肩负起母仪王国的使命，才知何为华夏。何为华夏？那是万里山河，异彩纷呈，统归宇内。
历史总有来处。当我们在岳麓书院看到“道南正脉”的匾额，思绪会拉长到两千多年前，拉回到渔阳王后及其长沙国的时代，从那时起，湖湘文化就以一种坚毅的姿态挺立，这里有天马行空的艺术、有富丽精工的制作、有自成体系的思想、有吞吐宇宙的气魄，它坚实地证明了，以长沙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不只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中华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
为纪念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长沙博物馆举办“她从长安来——汉长沙国渔阳王后和她的时代”文物特展，展览以荣膺 1993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西汉长沙渔阳王后墓文物为基础，遴选汉长沙国精品遗珍，展品来自湖南省内及西安、徐州等地的7家文博单位总计近 200 件，涉及金银器、玉器、青铜器、漆木器、陶器等多种类别，再现了西汉长沙国一个社会一统，物产丰沛，生活富足的繁盛时代。让渔阳从历史尘封中走出来，讲述她的故事，唤醒你心中对于长沙国的斑斓遐想。“她从长安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还是情感上的交通、价值上的交融、文化上的交汇，这里，深藏着厚重长沙；这里，深藏着泱泱中华。
汉朝公主的婚姻常被作为皇帝联结主要社会势力的手段，大多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既有与外族“和亲”之举，也不乏与王侯“政治”联姻。长沙望城坡发现的西汉渔阳墓，墓主人本为汉廷公主，远嫁长沙王，或许正是因为她有出色的胆识和才华。
1993 年 7 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古坟垸发掘了一座西汉初期的大型竖穴岩坑墓。该墓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咸嘉湖西侧，东距江边约 2.5 公里，东南距深湾镇约 2 公里。此地为岳麓山余脉的丘陵地带，西汉长沙国渔阳王后长眠于此。虽遭遇汉唐时期多次盗掘，仍出土文物千余件。
现已挖掘出的“渔阳”墓占地 20 余亩，面积达 10000 多平方米，是马王堆汉墓的两倍。它由一座主墓和三座丛葬坑构成。墓底距地封最高点深 16 米，主墓长 37 米。
此为墓室封门题凑，是北段南起第一根题凑，正面凿刻题记：“鱼（渔）阳是（题）凑广”，可以知道墓主名为“渔阳”。“渔阳”是墓主人所食封邑之称。该墓采用黄肠题凑葬制，黄肠题凑是古代的一种特殊墓葬型制。“黄肠”是就建筑题凑所用材料的颜色和形状而言，古人将制成长条形的去皮黄心柏木称为“黄肠”。题凑则是指材料的堆放形式和结构，“题”是指柏木的一端，“凑”是指向内聚合拼凑而成的结构。所以“黄肠题凑”即若干黄心柏木统一以一头向内，呈辐辏状堆放于内棺及便房外围。
该墓题凑为楠木，紧贴于外椁四周，层层坐会，端头朝向柠壁，除封门题凑为 7 层外，自上而下均为 8 层，每层根数略等，共用题凌木 601 根，保存完好。
整个墓室由“梓宫”（棺枢）、“便房”（棺房，或称内椁室）、“黄肠题凑”（短木枋）、“外藏椁”（回廊）组成，规模巨大，气势恢宏，宛如一座“地下宫殿”。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凌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天子葬制”，只有皇帝或者经皇帝特许才有权使用这种最高规格的葬制，渔阳墓使用黄肠题凑葬制，显示出墓主人王后身份之尊贵。
陶鼎是长沙望城坡古坟垸1号墓出土的，此外藏坑位于主墓东南约 260 米，主要陪葬低火候、非实用陶器，出土陶鼎、陶盒、陶罐、陶翁等约百余件。外藏坑是汉代高等级墓葬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一般位于主墓四周。“渔阳”墓外藏坑分布于主墓的东、西、南面，皆为岩坑竖穴。一号坑为陶器坑，二号坑为车马坑，三号坑为动物俑坑。事死如事生，为的是满足墓主在生后世界的需要。
这是目前湖南省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西汉诸侯王室墓，从历史年代和葬制规格来看，比马王堆汉墓的历史要早，档次还高。因题凑木见“渔阳题凑”字样，可知墓主人自称号“渔阳”。
这是从内棺的夹缝中清理出来的装饰品，共 33 颗。半球状，饰三重花瓣纹，平底内凹有一穿系丝带的横梁。其风格殊异，似是舶来品，得来非易，可以佐证墓主身份尊贵。
“长沙后府”应为管理长沙国王后府邸日常事务的机构，结合墓葬使用“题凑”葬制看，墓主应该为女性，身份是长沙王后，当时的国人和后府家人称墓主为“长沙王后”。
木楬所称“王”当指长沙王。“王裞”（赠终者衣被曰裞）应该是长沙王临丧赠送给墓主的衣物，说明墓主与长沙王的关系非同寻常。
木楬所称“陛下”，应该是指当朝皇帝。自秦之后陛下为皇帝的专称，西汉诸侯王不敢擅自用自称。木楬所记物品应该是皇帝派遣使臣吊祭“渔阳”王后的赗赠之物，显示出墓主与汉皇室的特殊关系。著名考古学家黄展岳先生认为，墓葬的年代在文景时期，赠送丧礼之物者被称“陛下”，应为其父或继承皇位的兄弟，墓主或为汉家公主。墓室封门题凑木上錾刻“渔阳题凑”，随葬漆器多处刻写“渔阳”，多数专家学者推测，这或许便是来自长安的汉家公主封号。渔阳公主出现在长沙，极有可能是当时的皇室为了“笼络长沙，遏制南越”将其嫁给长沙王。
长安，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氛围，孕育了无数杰出的人物与动人的故事。而渔阳王后，这位来自长安的汉廷公主，作为这一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她的到来，不仅为汉长沙国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与生活方式，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精神特质。
“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因功分封七个诸侯国，以稳固刚建立的西汉政权。长沙国统辖秦朝长沙郡，北濒汉水，南亘九嶷，毗邻岭南一带秦南海郡尉赵佗自行建立的南越国，肩负大汉王朝和平使命近百年。长沙国在开拓发展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渔阳王后竭尽一生，助力长沙王治国理政，遏制南越王野心，忠于朝廷始终如一。
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正式称帝建立西汉王朝，并行“郡国制”，分封了韩、赵、楚、淮南、燕、长沙、梁“异姓七国”。到汉高祖末年，除吴氏长沙国之外，其余异姓王均被翦除，代之以刘邦兄弟子侄的楚、荆（前 195 年更名为吴）、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同姓九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来巩固其统治地位。
汉代诸侯王一般都有自己的宗庙，遇重大活动会举行祭祀。这件铜壶就是一件祭祀用器，口沿处刻有铭文：“口壶一容五斗有盖并重廿六斤十三两长沙元年造第八。”说明此壶为长沙王府宗庙祭器的第八件。“长沙元年”为长沙国纪年。据《史记》记载可知，王国或侯国有各自的纪年，不同于皇帝纪年年号与年数并用，只用年数，不见年号。
灯足上刻有阴文篆书铭文：“铜登（灯）一高二尺重廿二斤七两长沙元年造”，可知此灯是长沙王府宗庙使用的器物。长沙国存续 200 余年，前后分两个阶段：吴氏长沙国传 5 代，历 46 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前 157)，吴氏长沙国除。汉景帝前元二年（前 155）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王，传至东汉初年刘兴被废，共传 8 代 9 王，历时 174 年。长沙国存在时间长，袭王、侯位者众。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已发现了数十座长沙国王、侯墓。
南越国（前 204-前 111），是西汉时期位于中国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权。秦南海郡尉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常骚扰长沙国边境。刘邦在位时，曾派陆贾出使南越，允许其为属国，使之“毋为南边害”。吕后执政时，南越王赵佗因长沙国不供应马、牛和铁器而发兵攻打长沙国边境，兵败而归。近百年来，长沙国成为遏制南越国野心的前沿阵地。
长沙国兵器，弩的瞄准装置。弩是装有托柄和“延时结构”的弓，由弩臂（弩身）、弩弓（弩翼）、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弩机由弩机牙、望山、悬刀组成。弩比弓的射程远、杀伤力强，而且命中率高，是一种威力大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
多功能兵器。戟是矛与戈的合体，同时具有钩、啄、刺功能。形制一般呈十字形，可勾杀可刺杀，杀伤力大。使用时，以内入秘，装竹柄或木柄，榜下有傲。按照长度不同，戟的使用有所差别，车兵使用的戟柄最长，骑兵戟柄稍短，步兵戟柄最短，称为“短戟”。
渔阳王后生活的时代，正是长沙国繁盛时期。社会一统，物产丰沛，都市繁华，生活富足。垂羽衣，驾鞍马，炙肥牛，饮醇酒，玩博戏，鼓琴瑟，喜歌舞，好妆容，便是一幅幅活色生香、令人艳羡的贵族日常。汉服褒衣广袖，器具精致美观，娱乐休闲多样，百工巧思并作，演绎大汉风尚。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汉代长沙国王室贵族家境优渥富足，他们悠居深宅庭院，常常奴仆成群，歌舞升平。吃的是珍馐美味，吃烤肉，尝腊味，饮美酒，分餐而食。用的是精致美器，用陶器，美铜器，贵漆器，低调奢华。千年前长沙王侯之家钟鸣鼎食，不过是贵族生活的“家常便饭”。汉墓出土的精美器物，既是长沙国贵族生活的见证，也让我们惊叹汉代百工制作智慧。
汉代陶器仍然是普通民众的主要生活用器。汉墓流行彩绘陶器，创制了涂锡、稞漆和铅釉陶器。汉长沙国时代，虽然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器逐渐使用了铜器和漆器，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取代陶制品，除有部分实用陶器陪葬之外，更多的是用来陪葬的明器，如人物俑、动物俑及仿生活常用之器等，主要还是陶制。
这是汉代烤炉，汉代人把羊肉、牛肉、鸡肉、鱼肉等切成大块串在签上，架好“蟠炉”，点燃木炭，一手执串，一手扇风，等待美食出炉。炉盘底有七条等距条状对穿漏灰槽，可用来烤食肉类。该墓是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谷山片区内发现的一座大型竖穴岩坑墓，虽然被盗，但规模较大、形制较完整，墓主可能为某代长沙王的嫔妃或其他王室成员。
此器为盛酒器。沅陵侯墓出土的陶器多通体髹黑、褐色漆。漆衣陶器是随着彩绘陶的流行及制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初现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墓，西汉早中期仍流行于原先楚国统治区域。漆衣陶器往往造型匀称，与日常生活陶器相差无几，不排除其先为实用后改作随葬的可能。
西汉以后，青铜器开始脱掉商周青铜器的繁缚与神秘的外衣，改变铜器功用，融入日常生活。日常家用之器轻巧实用，装饰亦尚简素，不乏铸造精良、堪称汉代青铜器珍品者。汉代长沙国铜器，宗庙礼器为少数，生活用器为大宗，既见宗庙之神圣，更见生活之味道，既显铸铜工艺的奇思妙想，也是长沙国生活方式的见证。
此锺为贮酒器，是实用的盛器，也作祭祀的礼器。锺颈小腹大，用以贮酒，酒从锺倾注入杯内然后饮用。汉代酒类繁多，但多非烈酒，用黍子或高梁煮烂后加上酒母酿成，又称“饭酒”，可大量饮用，当时多豪饮者。储酒器酒锺、酒钫、酒壶，各式各样。“金罍中坐，肴烟四陈”，正是王侯府内奢华生活的写照。
这件饮食器类似于今天的小火锅，但用途不完全相同。一套完整的染器是由染杯、染炉、承盘三部分组成。使用时染杯中放置豉酱，染炉内放炭火温热酱料，以供熟肉调味。《吕不韦》一书记载的 “割肉相啖”，讲的就是割自己身上的肉使用染器沾酱料而食的寓言故事。
七鼎大小依次变化，为成套列鼎。鼎最初是一种煮食用的陶质炊具，商周时期青铜鼎主要用于祭祀，并分化出专以烹煮牲肉的镬鼎和专以盛装熟肉井调味的升鼎。周礼规范了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士大夫五鼎的等级制度。至汉代鼎的主要功能为盛食物，王室贵族宴饮时常常“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汉代进入了漆工艺史上的巅峰时代。汉墓漆器既有与当时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器具，又有专为死者灵魂陪葬的明器，皆是漆匠艺人的杰作。漆器品类繁多，器型复杂，胎骨多样，装饰新颖，纹样活泼，工艺精湛。红黑辉映，飞扬流动，既见匠师大胆的想象力和娴熟的绘画技法，又知长沙国王室贵族好用漆器与生活奢华。
漆耳杯是一种饮食器，用来饮酒或喝汤。汉代漆器的制作工序复杂，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据《盐铁论》记载，一漆杯要用百人之力方可制成，其价格相当于十个铜杯，相当昂贵。由于漆饮食器比青铜器更具优越性，所以深得贵族喜爱，漆器也自然成为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汤勺，常与鼎配套使用，用于从鼎中取食。一般一鼎一匕，相配成套。
汉代人的观念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转化。丧葬礼仪“事死如生”,趋于复杂和隆重。墓室不仅仅是墓主居住的地方，还被当成一个完整宇宙的模型，象征通向灵界或另一个宇宙空间的入口。于是，他们精心设计墓室，随葬丰厚物品，陪葬木俑似奴仆成群，殓葬玉器图升仙永生，竭尽所能表达生命永恒的愿景。
玉圭为瑞信之物，是先秦时期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至汉代，玉圭已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才特别雕琢了少量的玉圭。
此玉环为佩饰，环体轻薄，晶莹润泽。以连续的横“S”形组成一个圆圈，将多条龙勾连起来。整体形象充满动态和灵气，纹饰华丽却不落俗套。由璜、环、珑、琥、篇、珠等组成的“组佩”，受到贵族阶层的追捧。组佩以玉环和玉璜为主体，以珑、琥、箭、珠为悬饰。贵族佩戴组佩，以玉德彰显人品和权威。
西汉王侯贵族墓随葬玉器，源自汉代人对玉的崇拜。玉衣具有使逝者身体完好如生者的功效，保证死者之魄有所归依，早日飞天成仙。汉代葬玉体制更加完备，天子、王侯、贵族殓葬用玉等级森严，不可僭越。他们相信玉器可使尸身千年不腐，死后的灵魂可以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和生前的荣华富贵。殓葬以玉衣、玉棺最为豪奢，王侯贵族葬玉经朝廷批准后可用玉衣殓葬。
因墓被盗，残存玉衣片 32 片和少量金缕、云母薄片。出土于中列后室西北部，出土时部分玉衣片以金缕相连，玉衣片下粘连有极薄的云母片。金缕玉衣的发现，说明西汉中晚期长沙国也同样实行“金缕玉衣”葬制。
留存较为完好的仅 21 片。乳白色，长方形，四角有穿孔，经检测材质为琉璃。疑为似玉衣的琉璃衣片。墓主可能为某代长沙王的嫔妃或其他王室成员，虽然未发现标志诸侯王地位的“题凑”实物或其痕迹，但发现了少量琉璃片，可能是琉璃衣、琉璃席或其他仿玉敛具。
玉衣是盛行于西汉的贵族殓服。为了方便穿在遗体身上，一般按人体结构分成多个部件。每个部件由玉片组成，玉片上钻孔，用金属（金银铜）丝或丝线串联。目前已修复完整的玉衣中，玉片数量最少的有 1000 多片，最多的有 4000 多片。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汉朝王室贵胄常常红粉彩妆，锦衣华服。贵族服饰羽衣飘飘，宽袍大袖，常常装点着纤细的罗绮，垂挂轻雾般的素纱，给人以健康尚礼、衣袂飘飘之美感。当时的手工纺织技术已经发达，不但能够纺织出美丽的花纹，而且纺织的产品能适应人们在不同季节的需要。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汉代贵族女性对镜梳妆，描黛眉、点朱唇、抹胭脂、戴假发、朱钗满头、锦衣华服。以肤如凝脂为美，化妆品在美白、增白上用尽心思；以“黛”画眉毛使眉目分明，八字眉、长眉、慵来妆、啼妆、男子妆容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汉墓所见多子奁盒、铜镜、梳篦、黛砚为汉代化妆用具的基本组合。
这件薰炉炉体为豆形，上以子口承盖。整器鎏金，盖身镂空云纹。香料与妆容是密不可分的，女子妆品，无不含香。香身用具主要有熏炉和香囊两种。除人佩带小型香囊之外，最常见的形式便是用精巧的香炉焚香了。香炉靠热力将香料的芳香蒸发于空气，既可熏香衣物，又能驱除秽气，杀菌消毒，使室内空气清新馨香。
汉代贵族服饰款式特点鲜明，配饰十分考究。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款式比较齐全，美丽女装，四季衣服，多姿多彩。渔阳王后墓出土木楬记录随葬女装数以百计，款式更是丰富多样。交领右衽、褒衣广袖、系带隐扣，红罗飒纚，绮组缤纷。可知西汉长沙国印染、刺绣、印花、彩绘，工艺兼备，制作精良。
衣料通幅印、绘变形藤本植物茱萸纹样，其枝蔓为印花，蓓蕾、花蕊及叶子彩绘而成。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织物。
衣料以单色提花丝织物绮为绣地，用朱红、棕红、橄榄绿等色丝线，采用锁绣法，绣出飞卷的流云纹，云纹中隐约可见露头的凤鸟纹，同墓遣策自名“乘云绣”。
玉牌贝带饰，是指汉代人在皮、绢质腰带上缝缀饰物，以长方形牌式玉、玛瑙或琉璃为带头，带上缀饰玉贝或玛瑙贝的腰带，使用者的身份为诸侯王、列侯和刘氏宗室等。这一组带饰由透雕兽纹玉珩和 12 枚玉贝组合而成，均为透闪石软玉，色泽润白，制作精美。出土时位于棺的中部，左右对称放置，有明显使用痕迹，为墓主生前腰间丝带或革带上的装饰玉。这种牌式带扣分别在左右侧边框的外缘有圆孔，显然是特意为使用而制作的。使用时应有铜（鎏金）或其他材质的外框。玉牌式带扣缀玉贝的腰带创始于西汉，成为彰显王侯威仪的重要表征。
这是“渔阳”墓出土的一件木质五弦乐器，被学术界称为“天下第一筑”。木质弦乐器。整木剜制，为五弦筑。大头部分是共鸣箱，长条形，中空，底部镶嵌一薄板。箱体两侧呈弧形微鼓，宽于面板。首岳上有5道弦槽，外侧有一方孔，插立一蘑菇状弦枘。持握的筑柄细长，上棱下圆。尾端呈桃形，尾岳嵌其上。共鸣箱两端髹黑漆。筑因以竹击奏而得名，演奏时以手托持，用竹尺击弦发音。
有关“筑”乐器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的记载更是传颂千古。只可惜，到了唐宋时期，“筑”就失传了，一直没有实物。直到“渔阳”墓中它的出现，人们才得以首次见到这种古乐器的线 件保存较为完整的五弦筑，是我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骰，俗称“色子”，是一种行酒令玩具。和现今骰子不同的是，木质球形十八面体，通循卜筮原理而来，每面分别阴刻“一”至“十六”字，剩余两面的一面刻“酒来”，相对一面刻“骄”字，掷骰子观其 18 变，以此定输赢。汉代将“马高六尺者”为“骄”，掷采得“骄”，自然是赢。掷采得“酒来”，当然输定了。骰子令是汉朝人饮酒时常玩的酒令，因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以轻松地活跃酒筵气氛，所以汉朝人常在酒宴上使用。
汉代博戏相当流行，上自天子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酷爱这种游戏。史书记载汉代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等人都是博戏迷。博戏全套用具为博具、博局、象牙削、角质割刀、大小棋子和筹码。其玩法为两人轮流掷骰行棋，以获算筹多者为胜。
细颈壶是汉代投掷游戏中常用的投壶。1984 年永州鹞子岭西汉“刘疆”墓出土的一件铜壶内装有竹签五根。投壶既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游戏。以特制的细颈壶为目标，用箭或签投掷，以投中多寡决胜负。这是由周代“礼射”演变而来的游戏方法，逐渐成为汉代贵族欢宴和余暇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贵族阶层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投壶礼举行时，宾主双方轮流以无镞之矢投于壶中，每人四矢，多中者为胜，负方饮酒作罚。
舞俑身着绕襟深衣，整个身体随着舞步变化呈现出“S”形。上体前倾，左臂垂于体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从空中甩向身后，动感十足。这类舞俑的身体弯曲度和侧转度各不相同，舞姿亦有变化。《史记·留侯世家》明确记载汉高祖刘邦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这种舞姿可能就是当时戚夫人擅长的“翘袖折腰舞”。
何以长沙？何为长沙？长沙是一个历史存在。这是厚重文化沉淀出的楚汉名城，是无数文物证明着的璀璨世界。出土的烤炉，仿佛依然烟火漫卷，点燃着今日夜市里的热闹暄腾；出土的香囊，仿佛依然芬芳扑鼻，氤氲着没有淡季的满城繁华；出土的漆耳杯，仿佛依然流光溢彩，跟头顶的星空交相辉映。那些华服，那些器物，那种闲暇，有如静水深流，绵绵荡荡，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亘古不变的一部分。
“她从长安来”，展示的只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侧面。目前长沙发现的西汉王（后）陵共计26座，经过科学发掘的王（后）陵共 5 座，“渔阳”墓仅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多尚待发掘的长沙故事，值得你我期待。历史并未走远，依然活在时空中。
